標題：《金鎖記》演出劇評
發佈時間：2006/6/30
新時代的舊氣息，舊形式的新表演
周慧玲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
（本文原刊載於民生報，2006年6月7日A10版，經作者同意後轉載）
張愛玲善寫新時代的舊氣息，小說《金鎖記》莫此為甚。曹七巧在時代夾縫中困頓於封建舊秩序一輩子不明所以， 昏然不覺世界巨變尚且循古法炮製禍延兒女，其政治不正確到令人驚駭的地步，倒又讓人難以忽視其存在的意義。國光演繹如此的經典文學人物，採用舊的戲曲程式之餘，卻又灌注新的表演內涵，以此表演形式風格貼近原著精粹，進退適切，令人備覺酣暢。
劇作《金鎖記》的成功因素之一，當是對主要人物的精湛再現，而扮演主角曹七巧的演員自是關鍵。對於一位享譽多年的資深戲曲演員，多餘的溢美之言或許不必要，然而此次表演者對曹七巧的詮釋， 無論是透過聲音表演刻劃史詩般的傳記架構，抑或在步態間流露人物從卑微風流到蠻橫苛刻的人格變異， 細膩精確而豐富，既保有程式表演力道又不顯技巧操作痕跡，展現圓熟自在的無疆域表演風範。幾處細節裡，更見大膽詮釋，如七巧忍受丈夫侵犯式的狎狔、她與兒子間近乎亂倫般的廝磨、她對媳婦進行嘲弄式地凌虐等，不僅原著經典文學人物的深層心裡結構被表現地淋漓盡致，一個新的經典戲劇角色也於焉誕生。如是的成就當為後來者豔羨而追逐之。
導演的用心調度與詮釋，是此劇成就的另一關鍵；包括上述的表演掌握，以及場景替換間對演員神態與身體意象的調度，均有助於次要角色形象與整體作品氛圍的營造。其他演員的配合與投注，也是明白可見，特別是分飾二爺與長白父子的青年演員，能在有限的表演篇幅裡，善用每一個轉身與每一次發音的機會，將曹七巧的轉變烘托地更加複雜生動，尤其令人激賞。
面對一齣堪稱成功的台灣自編京劇，我們也許可以較為嚴厲地自我苛責些。就劇本而言，《金》劇最大的問題，也許是過於貼近原著的敘事結構。原著小說採全知敘事觀點進出主要人物內外世界，改編劇作大量採用獨白方式呈現主角內心；此舉也許貼近原著敘事特色，卻也削弱劇作的其他角色表現，犧牲劇場透過人物關係表現主題的基本特質。缺乏足以抗衡的對手角色，曹七巧的內在世界將因外在因素過於單薄而削弱其複雜性。
曹七巧的悲劇不完全因為她受壓於舊秩序，也在於她自身的侷限，如是的侷限放置在動盪的時代之交，尤其令人慨嘆。然而劇本內容對於這樣的原著精粹著墨甚少，其他包括舞台服裝等視覺符號的調度也未能適時彌補。失去時代背景的烘托，意味失去曹七巧人格成形的歷史意義與文化深度，而過多獨白的敘事結構，又削弱相對角色的表現，進而使得《金》劇整體表演出現失衡的缺憾。對於一個資源有限的製作而言，獨厚主要角色未始不是良策，但對於一個資源豐厚的團隊，培養並要求每一個參與的表演者全力一赴當是必要的責任與義務；如何以均衡地製作架構誘導挑戰大部分參與的演出者，也許是我們對於國光力求票房成功之餘的另一個高標準責求。
張氏文字如魔咒，誘惑也窒礙著所有改編者。《金》劇開演前後幻燈貼出原作者照片的做法，顯現類似的尷尬。張愛玲流離五零年代香港而前世舊衣新穿，如此裝扮訴說多少心事？《金》劇不察只想致敬，曹七巧家族才謝幕，張愛玲尊容就被迫上場，戲劇角色與原著作者不必要地互相影射，難免令人悚然。所幸《金》劇找到曹七巧再生的手眼身步，才讓曹七巧獨立於張愛玲，《金》劇也終在表演成就上倖免淪於張氏文字的附庸。如是的結局，但願可令張迷與戲迷釋嫌言和。